之间

我想很多马来西亚人的家里都有一个红色盖子的透明圆形盒子吧，特别是华人农历新年的时候，肯定家家户户都有一篮子的年饼都是用同样喜气洋洋的红盖子圆盒装着满满幸福的味道。还记得在英国的时候，能够回家的朋友都会带着几罐这样的年饼回来，吃在嘴里是满满的幸福。 童年时候的学校假期，我和哥哥总会到我奶奶家住上好几个星期，除了因为家里无聊所以被丢上吉隆坡之外，其实是因为这段时间，奶奶家都忙着准备圣诞节和农历新年的年饼。 奶奶就是靠着这些年饼，辛辛苦苦地养活孩子，还靠着这把手艺让我爸爸和姑姑们有机会出国深造。那个年代，赚的每一分钱是真真实实的血汗钱。当年，奶奶的独门手艺是俗称的番婆病，或者叫薯粉饼，原料是用木薯粉和椰浆。做的过程不能开风扇，因为这会把木薯粉吹得到处都是，而每一颗饼都是用手捏造而成，一颗颗出炉，是异常地珍贵。 孩子们长大之后，虽然奶奶已经不用靠着这门功夫赚钱，但是每年奶奶还是坚持要继续做饼，而我们这一代孙子可以说是做这个饼长大的！现在我们这一代有自己的工作，没有时间也不是很愿意那么辛苦的环境里做饼了，所以自从奶奶离世后，姑姑们也年长了，这门手艺就停了。 当年除了薯粉饼，奶奶还有做黄梨饼，鸡蛋卷等等。当中，唯一我们现在还会坚持的就是黄梨饼了，过程比较简单，而且没有那么辛苦，虽然还是要一颗颗地用手去搓，但是可以开着风扇或者冷气空间里，效率就更高了！ 今天心血来潮地想要来做黄梨饼了。已经好多年没有动手了，但幸好应该是有优良的基因遗传，一动手就记得怎么做，出来的成品，我很满意。 久违的香烤味，好多年没有回来过新年了，虽然奶奶已经不在我们的身边，但是透过饼干重温童年时期和奶奶一起做饼干的回忆，心中依然是满满的幸福。

自从姜先生一年前开始在家办公后，他开始对室内植物燃起了浓厚的兴趣。还记得当英国解除第一次大封锁时，他就迫不及待地拉着我到附近的花圃，打算为我们的公寓添加一些室内植物。在花圃逛了一个小时，终于带回一棵龙血树和一盆芦荟。芦荟是姜先生坚持要买的，说是要放在自己的床头旁，提高睡房的氧气量。龙血树则是我听了花圃的工作人员介绍它具有净化室内空气的功能后而决定买来放在客厅的。 把它们带回家后，姜先生迫不及待地给它们浇水并把它们各自安放在我们早就讨论好的位置。不知道是心理作用或龙血树净化空气的能力太强大，自从把龙血树放在客厅后我们俩都一致认为空气清新多了，而且当我在客厅工作时也感觉思绪比之前清晰。那盆芦荟则被摆在了姜先生睡床旁边的桌子上，当晚滑稽的事情发生了。姜先生睡到半夜时翻了一个侧身，结果被惊醒了！原来是那棵芦荟的叶子太长，姜先生侧睡时刚好被它刺到脸颊而吓得不轻。我们俩就在大半夜的笑了好一会，然后姜先生默默地把芦荟搬到房间的另个角落里了。 我非常渴望能有一只宠物陪伴我，但奈何现在住着的公寓并不适合养宠物，因此我只能作罢。但自从家里多了两个植物后我竟也感觉房子里多了一份生气勃勃的气息。过了一个月我们又到花圃带回了一盆铁线蕨。我一眼就爱上了这棵蕨类，因为它看起来就像一个披着一顶长发的小不点。后来我上网查了查，原来在英语里它还有一个别名叫Venus’s hair，而且据说可以食用它来帮助缓解咳嗽等等的功效。我把它放在窗前，早上醒来看到这个小不点心情瞬间明亮。 夏天的热浪天气来袭时，我一时糊涂忘了把这盆铁线蕨搬到比较阴凉的地方，结果经过一天的曝晒，它就变得奄奄一息了。后悔莫及的我只能忍痛把枯黄的部分都修剪掉了，然后之后的每一天我都细心地观察它。结果一星期后我惊喜地发现它长出很多新的嫩叶来了，然后不出一个月它几乎恢复了原貌。看着这盆重获新生的小盆栽，我感到幸福极了！

放下头盔，开锁，开灯，打开电脑，办公室只剩下冷气和键盘声。阿松的第一份工作，整个办公室只有他一个人，经理总是匆匆地来，然后匆匆地走，剩下阿松在绘着工程图，阿松拿出早餐，咖喱角配上一杯咖啡是日常。 电话响起，经理打来说，今天有个新人来上班，你多多关照。不久经理带了一个马来女孩上来做了一些交代，人就消失了。新人马来女孩叫阿诺，和阿松一样刚毕业不久这是第一份工作。办公室才开始多了一些人气，下班工厂的人都走了，阿诺依然还在楼下等着，阿松锁了门下楼看到阿诺， “你怎么还在这里？” “我爸爸有点事迟一点到，”阿诺看看手表。阿松把书包放在摩托车上，“我陪你等等吧。”“不用了，我ok的。”阿诺尴尬地笑笑。 “我下班后也没什么事情，而且天也开始暗了，加上这里也很偏僻，多一个人安全一点。”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一直到阿诺的父亲来。 或许是很少接触其他种族的女生，阿松觉得阿诺和平常女生一样，像小美一样看到帅哥会偷瞄一眼，看韩国明星也是会赞叹很帅。阿松会嘲笑说：“这是制造出来的。”“就算是，也是很帅。”阿诺看着阿松一边吃着早餐一边说道：“这是你的早餐？” “对，你要吗？我在附近商业区一位马来大姐的早餐档买的，好吃又便宜。”阿诺拿了一个吃了一口，“嗯，你不了解咖喱角。” 隔天阿诺带着咖喱角来，“你吃吃看，”阿松拿了一个，外表酥皮一圈一圈环绕，一口咬下去里面是马铃薯和鸡肉。“好吃！”阿松张大眼睛，“下次要让你介绍哪里的椰浆饭好吃了。” 阿诺笑笑，“分享自己喜欢的东西，对方也喜欢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

金先生： 你好，这么称呼你好像有点见外，毕竟我们曾经彼此在乎过。但叫你阿金也不太稳妥，你早就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人了，沧海桑田，即使近在咫尺感觉也像是远在天边吧。如今爱听的那些老歌金曲，很多都和你有关，歌曲依旧，物是人非。 金先生，以前我们都很爱唱歌，记得有一回我们一起去市中心里为数不多且适合我们年龄入场的KTV。当时，我们在灯光昏暗、电视屏幕光极为刺眼、音响还过得去的包厢里唱了两个小时。我唱了一首容祖儿的《心淡》，你拿出诺基亚手机兴致勃勃地录音，说回家想我时可以一听再听。我内心充满了小小的暧昧幸福。 有一年我们一起去海边。我坐在海岸边的小石椅上，吹来的海风有些湿热，不远处传来一阵阵朋友们的笑声，我的眼泪一颗一颗地滑落。你拿着随身听走了过来，手上还有光良品冠的实体专辑。看见你渐渐地靠近，我慌乱地用手背擦拭眼泪，擤了擤阻塞的鼻子，挤出了微笑。你站在我面前挡住了海面的波光，伸手拍了拍我的头，“嘿，你还好吗？”你轻声地说。其实，当时我想告诉你我舍不得你走。我却什么也没说，只是点点头，拍拍左边空出来的位置示意你坐下。你坐下后，把光碟放进随身听，再把左边的耳机塞进我的耳朵里，音乐响起：“妳不作声空气中只剩下沉默在伤人，本来就已经夜深现在更冷……”《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这是光良品冠分手纪念专辑的主打歌。我听了眼眶又红了，眼泪还是不住地往下掉，可你不知道，我把头轻轻靠在你的右肩上听了这张专辑的几首歌，你的右边衣袖被眼泪浸湿了一片。 那年，在你离开前，我烧了一张光碟给你。里面具体有哪些歌我已经忘了，只记得我用了各种颜色的厚卡纸，制作成专辑的歌词本，亲手抄写十首歌的歌词。你当时在朋友的家，我也过去和你们会和，并亲手把礼物递给你。你匆匆地看了几眼便放回袋子里，然后着急地拉着我到外头吃烧烤。我当时有些失望，我以为你会多看礼物几眼，但还是默默地期待你回家后会仔细地读一读歌词，那些都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几个月过去了，新学期开始了，一切都那么新鲜，认识了一些新朋友，多了很多新的责任。社团、比赛、功课，日子即使再充实，青春还是注定要让我们感受悸动。某天在吉隆坡的教育展上，收到你发来的消息。你说假期了，要回来了，我们见个面好吗？当时的诺基亚黑白短信，打字最好简明扼要，每一封信息都是钱啊。我说没问题，我问你过得如何？一切还好吗？ 你什么也没回答，只问了我一个问题：“我们在一起，好吗？” 展厅响起了梁...

上大学的时候，无论是哪堂课，在哪间教室，我都坐在教室第一排右边第三个位置。这个习惯似乎成了我的老规矩，虽然我从未跟谁宣布过这个规则，但同学们似乎也都心照不宣地，不去坐那个位置。 去上课之前，我会用双倍剂量的速溶咖啡泡出浓浓的咖啡，装进保温杯，带到教室。有时候碰上一早上四节课，在第二第三节课之间的课间休息，我还要回一趟宿舍，再泡一杯，保证每两个小时能喝到一杯咖啡。每天如此。 生活中的其他事情，我也有很多统一的做法。比如我穿的衣服，都印着“坏人”两个字。到食堂吃饭，打的菜也都来去那几样，偶尔会换，但也只在几种菜之间轮替。就连我停放自行车的位置也是固定的。无他，不想每天想不同的活法而已。 对于教室的座位，我其实不在乎坐哪儿，只要能听课就行。我只是单纯地不希望每天考虑今天跟谁坐一块儿，明天坐在谁旁边。我觉得每天进教室都要考虑这个问题，太累了。脑容量本来就不大，要是连这个也要费心思，脑子会当机的。 这种大致上统一的生活习惯，无形中给我自己建立了人设。我通过那一系列有特色的衣服，成功给自己打造了“坏人”的外号。嗜咖啡如命这件事情也是人尽皆知。教室里第一排右边第三个位置，是我的专属座位，这件事连上课的老师也知道。 有一次上古代文学课，我还记得那堂课讲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讲课的老师叫黄河，很霸气的名字。那次上课我起晚了。本想偷摸着从后门进入教室，就直接后排入座。谁知刚准备坐下，黄河老师就招手，示意我坐到前排，我的专属座位上。 幸福，是有自己的活法，走出自己的路。 祖杭楼某教室